翌日，阿艳问起昨晚的事情。我搪塞说，老乡来玩，多有打扰。
我的另一位记者同仁，得知我入住此村的消息，怕我寂寞孤单，给我送来一部“爱华”牌收音机，令我十分感动。他们的鼓励增强了我坚持入住的勇气和信心。
我在与“二奶”们厮混的日子里，往往关闭手机。我害怕接外人电话时稍有闪失，可能
会引来她们的公愤。为了和“二奶”们完全沟通，完全融入她们的生活，我几乎忘记了我的真实身份。我和“二奶”们聊、打牌、赌马、蹦迪，甚至陪同她们做妇科检查。也许是我过分殷勤吧，有的“二奶”开始猜测我的真实身份。
3月1日，我决定陪阿春去值晚班。深夜11时30分，我给父亲打了一个电话，告诉父亲，我要陪一个叫阿春的“二奶”去桑拿中心上夜班，并将阿春的手机号码告诉父亲。我不是故弄玄虚，我没有到过那种通宵达旦的欢娱场所，不知水深水浅，心中多少有点害怕。我顿了顿，又说：“如果我明天上午不回电话，你们可以打这个电话查找我的下落。”然后，我便挂断了电话，不容他们多问。我知道，他们关心和担忧的询问，一定会摧毁我沉下水的决心。
那个夜晚，我在桑拿中心有惊无险，和阿春等人开着一场别开生面的“二奶”故事会，藉以度过漫漫长夜。我母亲非常担心我，她整晚都没有睡着。父亲提心吊胆地熬到天亮。第二天上午9时，父母亲开始打我的手机，前后打了5个小时，一直打不通。阿春的手机也处在关机状态。焦虑的母亲催着父亲去寻人，或者是去公安局报案。
下午3时左右，我给家中打了一个报平安的电话，全然不知家人的担忧与不安。
就在我快要结束“卧底”采访时，在阿春家的麻将桌上，五六位“二奶”充满疑虑地盘问我究竟是干什么工作的？我反问她们：“你们认为我是干什么的？”
她们叽叽喳喳地几乎跳了起来，因为混熟了，也就直说，有的说我是人贩子，是老鸨，是调查公司的。我等她们说完，才反击道：“有没有搞错？拿我这个大龄女子来玩，我只想从你们这儿了解香港男人，只是希望把自己嫁到香港去。”
说得合情合理，她们都相信了。只有阿春意味深长地瞥了我一眼。
离开“二奶”村四五天后，阿春打通了我的手机，开口就说她希望和一位记者交朋友。原来，阿春一家看了3月16日夜间中央电视一台的《读书时间》栏目的访谈。屏幕上，我正在接受央视记者的采访，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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