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一步三回头
1997年，他当上了刑警。从此，经常有人请他吃饭，搓麻将，泡歌舞厅。他的穿着也讲究起来，花钱手脚也大起来了。也是越来越骄傲了，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打我的次数也增加了。有时候，他还以搓麻将为名通宵不回家。顺带说明，我们家是他当家，他赚多少钱，家中攒了多少钱，我一概不知。
这时有人提醒我：“王家成会不会在外面有女人了？”连他的母亲也提醒我：“把阿成看紧点儿。”可我总是不上心。直到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一个女人写给他的情书和一张旅店的发票，我还认为这是逢场作戏，而不是移情别恋。
这两年里，他接连两次带着我和孩子去普陀山旅游。第一次游普陀山，开始玩儿得还不错，最后他还是翻了脸。那天，我们上了一辆长途汽车。按照惯例，我们没买孩子的票。但车上人少，孩子占了一个座。中途“呼啦”上来很多人，售票员要我们把孩子抱在手上，位子让给买票的乘客。王家成不干，和司乘人员大吵。为了息事宁人，我给孩子补了一张票。王家成说我吃里扒外，把攻击的矛头转向我。为这事，好长时间我们谁都不理谁。
那个女人的情书和旅店的发票，就是第一次游普陀山回来不久发现的。
第二年夏天，王家成又邀我去普陀山。我没好气地说：“我不想和你到外面去吵架！”话虽这么说，我还是跟他去了。
这次出游，给我的感觉更糟糕：他一会儿撇下孩子，把我拉到夜幕下的树丛里亲热，像是重温旧梦；一会儿又为寄存行李的事对我发威；一会儿叫昂贵的菜让我吃，还说“我有的是钱”，好像我们不是一家人似的；一会儿又为买螃蟹的事和饭店老板动刀动枪，把我和女儿吓得半死。
正是在这次出游中——严格地说是螃蟹事件发生后，我第一次想到了离婚。往事历历在目。我想，怎么能和这样的人生活一辈子，和这样的人在一起能不吵架打架吗？此念一出，我的心突然变得异乎寻常的平静，好像接受了神的启示。最后一晚，趁双方心情都还好，我非常平静地谈了我的想法。谈完之后，我很快就睡觉了。后来才知道，那天晚上他一夜无眠。
回家后，我们僵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他整夜整夜不回家。在这期间，我病了，病得很厉害。我的病还没有好，孩子又病了。他不回家，也没有给我们留下钱。我呼过他，要他回来照顾孩子，他没理我。
1988年11月的一天晚上，在我再三的要求下，他和我在一家茶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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