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恋是权力关系的游戏化，也是权力关系的暂时化，使之从不可改变的力量变成可以随意改变的东西。正像许多女权主义者所说的那样，虐恋活动不是把权力关系从性活动中扫除出去，而是一种性感化了的统治与服从关系。权力的运用，创造出虐恋活动的性感内容。
根据福柯的研究，惩罚权力的新技术开始于启蒙时期，惩罚的性质从专制君主的个人报复转变成整个社会对犯罪的理性的惩罚。一些人对虐恋的否定态度来自它借用了法律惩罚的模式，同时却重新安置了惩罚的权力，虐恋活动中的惩罚戏剧不是为了防止犯罪，而是为了性的快乐。虐恋活动创造了一座娱乐性的权力关系的剧场，将惩罚的权力从理性的自然法规的产物转变为社会的非理性产物。
福柯强调，虐恋中的统治是为了创造快感，而不是个人或政治的屈从形式。他说：“虐恋活动引起我注意的一点是它与社会权力的差异。权力的特征在于，它是一种由制度固定下来的策略关系，因此在权力关系中，变动是很有限的。权力像堡垒一样，非常非常难以去掉，因为它已经制度化了，而且如今普及于法庭、法规等机制中。这一切意味着策略关系变得很僵硬。一种特殊条件下的快感的协约。”（转引自Halperin，8687）
在虐恋中，人在权力结构中的差异服从于创造快感的总的策略目标，而不是人屈从于僵硬的权力结构的统治形式。可以认为，虐恋游戏是一种颠覆现实权力结构的游戏，它因此而变得十分有趣。
虐恋活动与惩罚犯罪的法律体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有人将法庭的审判同虐恋活动做了一个比较，其结果颇具讽刺意味。在1987年英国对一位虐恋专业妓女培因夫人（MadamePayne）一案的审讯中，她平静地对法庭承认：“是的，我有一两个奴隶。他们做所有的家务活，还粉刷和装修房子。作为报酬，他们需要一点鞭打和羞辱。”法警作为呈堂证供拖上来一个大袋子，里面装满了虐恋的道具：鞭子、皮带、锁链、项圈、棍棒、藤条等。法庭上展示的图片、照片、忏悔记录简直像是恋物倾向的展览。对性案件的审讯同虐恋中的鞭笞仪式如出一辙。首先是地点的相似：审讯的地点是法庭；虐恋活动的地点是地下室、地牢或教室。其次是暴露仪式的相似：在法庭上，被告的隐私被暴露在公众之中；在鞭笞活动中，“奴隶”的隐私部位被暴露在打击之下。其三是角色分配的相似：妓女扮演施虐者；法官的角色就像施虐者。其四是服饰的相似：二者都穿着戏剧式的服装，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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