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军北征徐州誓师之日，北京城的永昌皇帝却突然下令于北京实施“追赃助饷”政策。
原因是入主京师后，李自成没有听取那些明朝降官建议，同以前改朝换代一样宣布不许侵犯官僚地主的私产，继续执行明朝的赋税政策，从而可以实现北方的全部平定，南方的传檄而定。
李自成认为他这永昌皇帝说话不能不算数，所以当初其在襄阳建国时提出的“三年免征”的事不能更改，即从大顺永昌元年至永昌三年，大顺政权和军队不向辖境内任何一个农民征收一文赋税。
然而，若是“三年免征”，大顺政权上下官吏俸禄从何而来，维持中央六政府和地方衙门的资金从何而来，连同明朝降兵在内的百万大军又如何维持，给开国功臣们的赏赐又哪里来？
在牛金星、宋献策等人的建议下，李自成决定没收前明宗室、勋戚、太监的所有家产，并对在京前明官员“追赃助饷”，以此来获取大顺新朝立国之后的财政资金。
三月二十七日，旨意发出，命派饷于在京前明各官，不论用与不用。用者派少，令其自完。不用者派多....额定输饷之数，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科道，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各衙部属，各以千计。
“追赃助饷”实由大将刘宗敏、李友等人执行，对抗拒不纳或不及数者，用夹棍刑追。但实际未受刑出饷者甚多，大抵降者十分之七，刑者十分之三。
至四月初八日，“追赃助饷”政策为大顺政权在京获白银三千七百万两，黄金一百五十万两。
均为皇亲国戚、百官衙属所献，属崇祯内帑仅有银两万一千三百两。
宋献策不无感慨道，若这些皇亲和百官将家产一半，或三分之一乃至五分之一献于崇祯，大顺恐怕也不会如此轻松夺取北京。
可能是发现前明官僚太过有钱，刘宗敏在执行时不由将目标范围扩大，命军士向京师以外地区开始追赃，这使得京师以外的前明官绅如罹汤火，人人自危，开始掀起反抗大顺的武装活动。
李自成知道这个情况后，于四月初八日命停止追赃助饷，前后追赃共十一天。并下严旨于天下，谓“五年不征，一民不杀。”
大顺军攻占北京之迅速，同大批明朝太监开门迎降有直接关系。
李自成入京时，内廷司礼太监王德化领内官三百多人排班迎接。杜勋在奉李自成之命入京谈判时，私下对同伙说“吾辈富贵自在也，无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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