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王朝，尤其是农耕时代，司法力度往往比军实力量更重要，因为这一时期的司法力量与军事力量高度重叠，军队系统政治体系无法有效以制度化措施分离，高度集中于一个人或几个人。
如果司法系统出现崩溃和退让，无异于是在向军队系统发出不好的信号，所以往往朝廷不会做出让步，宁可将错就错，也要保障司法对大局的震慑力，这个时候个人就只能让位于大局。
至于昭告天下公开谈判内容，那更是扯谈，且不说造反历来是大忌讳，现在国内局势不稳，这边造反满天下都知道，无异于鼓励其他蠢蠢欲动的地方跟风起义。
同时由于通信的落后，这种舆论的扩散，往往会形成谣言，尤其是反王周照宁盘踞巴蜀，此时要是兴风作浪，就可能掀起更大的麻烦。
现在封锁消息还都来不及，那可能满世界的宣传。
于是在汪晨贵看来，沈云卿的出的注意无不是祸国殃民。
但沈云卿毕竟要比汪晨贵多一千多年的认知，汪晨贵考虑的层面，沈云卿当然也能想到，沈云卿提出的举措，却未必就是汪晨贵所想。
翌日中午，根据双方事先约定，朱公成派人前往汪晨贵大营以东五里，汪晨贵、沈云卿、王柬出营见面，双方个带两百人，不准大队跟随。
朱公成派来的人沈云卿倒是认识，屯垦二乡的耆老田庶仁，今年六十三岁。
“耆老”是本意是地方上德高望重的老人，年纪一般都是六十岁奔上才称耆老。
眼下是乡一级的管理者，性质相当于乡长，但不是官员编制，也没有品级，仅相当于委托管理，一般由地方上德高望重的老人物担任，协调乡和县的行政管理。
由于当下人口相对少，乡一级的人口多的只有一两千人，少的才几百人，一个小县几千人几个乡，大的县几万人，所以一个乡可能就是几千人。
如果都编制官吏，全国得有几千上万个乡，这个支出可就很大了。
所以县以下基本不置官吏驻留，但是县令定期会下乡巡查民情。
沈云卿迁民屯垦，让他们自己选耆老，这样公信力强，容易迅速凝聚民心，恢复农业生产。
而在其他州县，由于腐败和行政体系的失灵，这些个耆老逐渐沦为家族世袭，形成地方豪强、大地主，耆老奔下的里正，也难逃家族化，形成小地主，继而成为顽固不化的地方利益势力。
耆老、里正渐丧失本应有的公正力公信力，和协调官府的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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