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人做任何事都是有缘由的。对于初学写文章的人，进行一些基本的训练，应该是必需。而科举制度是一种选拔，哪一篇文章写得好，哪一篇文章写得差，是很难判定的。而且不同的人其观点也是不同的，所谓仁者见人，智者见智。如果任由个人的随意性去判断，弄不好会有碍于公平。总要制定个标准，总要有个共同遵循的东西，否则就没有可操作性。
但是，写文章是一种创作，把这样的活动装进一个死框子里，肯定是很坏的事。
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要求只能在“四书”“五经”中选取主题。行文必须用古人的语气，而不允许自由发挥。而且句子的长短、字的繁简、声调高低等也都有对仗等要求，对于文章的字数也有限制。总的来说，是一种非常严格乃至于死板的行文规范。
由于考试必须用八股文形式，往往会扼杀考生的创意，因此遭到了很多文人的反对。在科考取士的制度中，很多读书人为了考取功名，下大量的工夫研习八股文的形式，重文轻义，甚至于到了文字游戏的地步，真可谓“一法立，则一法弊”。
著名学者顾炎武有言：“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
八股取士带来的危害还有，由于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竭尽一生精力钻研八股文的写法，对政治、社会、人情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一旦考中为官，缺乏足够的常识来应付实务，很容易导致了政坛吏治败坏、政治昏庸。
科举制度不是选拔写文章好的人，而是选拔官员，我们不妨问一句：写文章好的人就会是个好官员吗？
科举制度的伟大在于，在那个一个人是高贵还是低贱，一出生就确定了的封建等级社会，能给天下的读书人一条或许能改变自己命运的路。关于科举制度的千秋功罪，笔者在本书的第一部已经谈及过了，这里就不在累述了。
反正不管什么事，就事论事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只有将其放回它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中，才有可能做出客观的评价。
少年时代的蔡元培，也像千千万万学子一样，勤苦地啃背与科考有关的儒学经典，研习八股文的写作。
但是，不同的是，他对八股文有自己的理解。大凡有大作为的人，一个必备的品质是善于独立思考，在这一点上，年少的蔡元培同样表现出了与众不同。
如他在“自述”中所说：“我1879年始作制艺。就是俗称八股文的，那时候始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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