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王渊知不知晓，又或者承不承认，他围绕改革所做的事情，跟历史上的张居正越来越相似。
张居正改革之前，也得统一思想，即：恢复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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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正则言顺嘛，思想都不统一，改革连口号都没有，这如何增加凝聚力？如何让地方官知道中央精神？
只不过，张居正的改革条件更成熟，因为当时大明已经烂到极点，再不改革就要走到王朝末路！所以从隆庆朝开始，徐阶、高拱等历任首辅，不管人品如何，不管是忠是奸，全都在高举改革大旗，改革已经成了政治正确。
王渊面临的情况却不同，虽然朱厚照一通胡闹，却有海外金银输入、海关税收支撑、盐税改革成效、边疆形势稳定、杨廷和裁冗节流。
这一通事情搞下来，许多官员发现不改也行，维持现状就能开创一代盛世。
还有到了张居正时代，复古派的两拨运动高潮，以及心学的广泛传播，早已让思想文化摆脱束缚。甚至心学已发展为玄学，不但摆脱束缚，而且放飞自我，导致实学渐渐兴起。而王渊这时的复古派，只玩了一拨还失败了，心学也只是刚刚崛起，士大夫都还被套在理学枷锁当中。
因此，王渊遭到的改革阻力，来自文化、思想、现实诸多领域，必然比张居正那时更难处理！
首先要解放思想，强行推动复古派和新理学的发展。
历史上，张居正在统一思想之后，改革第一步便是整顿吏治。推行《考成法》，以内阁控制六科，以六科督查六部，以六部督导地方，都察院全程辅助，这样才能保证政令通畅。
王渊虽然是个历史小白，只知道张居正搞过“一条鞭法”。但他真正想推行改革时，同样面临吏治问题，不自觉的采取跟张居正一模一样的手段。
这不是什么惊人巧合，而是困在大明体制之内，除非你另起炉灶，否则就只能这样来做。
文会结束之后，王渊就回到家里写奏章——《请更官吏考成之法疏》，内容与张居正的《考成法》大同小异。
唯一的区别，是王渊没有像张居正那样，让内阁彻底控制六科。六科依旧保持相对独立，可以依靠通政司，经由司礼监，直接向皇帝汇报工作。
于是，六科就有意思了，归内阁和司礼监双重领导。
这等于给皇帝留下足够权力空间，但又不会影响内阁政令，更没想过要直接架空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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