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5年参加工作至今，我一直在教育领域谋生，先是当了6年教师，后来改行到河南教育报刊社的《教育时报》编辑部任编辑、记者。在这9年间，不管是为了出色地完成工作任务，还是出于对中国教育的关心，我始终将自己的目光锁定在形形色色的教育问题上。
2001年10月，我偶然读到了一则只有几十个字的小消息，说为了更好地预防日益严重的青少年自杀，国外的很多学校都开设了与生命和死亡教育相关的课程。我在做教师时，曾做过青少年心理咨询的工作，在此期间，接触了很多有心理问题的青少年，他们中的不少人都产生过自杀念头。
然而，由于青少年自杀是个十分敏感也非常隐避的问题，所以，在我国，很少有人关注它，甚至不敢捅破这层窗户纸。可是，面对一个个花季少男少女轻易地就放弃了生命，一个个和和美美的家庭因此而被无情剥夺走幸福，作为一名教育报的记者，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义务去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已不仅仅只是挽救一两个人的生命，改变一两个人的命运，它所挽救和改变的，将是一个群体，说不定其中就有我们自己的孩子。
说做就做。在我走进一些因为孩子自杀而被阴云长期笼罩的家庭，耳闻目睹发生在这些家庭里的一个个令人心酸的故事时，我常常忍不住流泪；在我接近一些因为有着这样那样的心理问题而把自己深深封闭起来的孩子，听着他们如泣如诉的心灵故事时，我的心又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滴出血来。经过深入的采访，我完成了《直击校园自杀》的写作。随后，预防青少年自杀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关注。对此，我深感欣慰。这也增加了我工作的信心和勇气。
2001年3月的一天，我在河南省虞城县闻集乡田庄小学采访，倾听了校长田壮福讲诉的故事。田校长患胃病已经多年，在我采访他时，他的胃病已经发展成了癌症。由于家境贫寒，他不敢到医院治疗，每天只能喝乡下的医生为他开出的最便宜的中药。即便这样，为了不使村里的孩子在危房中读书，这个处在死亡边缘的人，竟然把家庭的全部财产作抵押，想尽办法以私人名义借来了26万多元钱，给孩子们盖起了一座二层教学楼。
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债主天天上门讨账，他辛辛苦苦积累了将近60年的好名声，也被要账人糟蹋得一文不值。面对这样一位为了农村的教育事业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也因而使自己备受肉体和精神折磨的老人，我双泪直流。我也曾是老师，也曾为孩子们付出了自己所有的爱，深知其中的苦辣酸甜。老人的痛也是我的痛，老人的苦也是我的苦，老人的泪也是我的泪。这使我对中国的农村教育有了更多的关注。
就这样，一次次的采访，一次次的调查，使我在不到3年的时间内完成了这部书的写作。在此期间，我得到了许多朋友的热情帮助和亲人们的大力支持，没有他们的帮助和支持，我是不会有力量和勇气坚持走下去的。
在这部书最后几天的艰苦修改过程中，我要向以下几位朋友表示真诚的感谢，他们是李官尚、苗萱、张剑光、侯薇，没有他们的付出，我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拿出这部书的修改稿。同时，我还要向常行之、侯军锋、杨晓谜、褚清源等同事表示感谢，是他们在最后的修改阶段，为我提供了宝贵的写作素材，其中常行之还为本书拍摄了大量的新闻照片。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部分文字和图片材料取自相关媒体，由于出版时间紧张，不能及时和这些材料的著作权人取得联系，请你们在见到本书以后致信(cbyxw@)于我，以便奉赠稿酬、样书及处理其他相关事宜。
曹保印
2004年7月15日于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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