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独断》：“正月上丁（正月上旬的丁日），祠南郊，礼毕，次北郊、明堂、高祖庙、世祖庙，谓之五供。五供毕，以次上陵也。”
所谓‘五供’，便是指五个重要的正月祭祀活动。在京的“九宾”，皆要参与其中。
《后汉书·礼仪志上》：“大鸿胪设九宾，随立殿前。”“九宾谓王、侯、公、卿、二千石、六百石下及郎、吏、匈奴侍子，凡九等。”换句话说，宗室诸刘、百蛮贡职、众郡奉计，中的不少人，要参加完‘上陵礼’，方能打道回府。
陛下让刘备留京，也是遵循惯例。
别无不同。
刘备乃是列候，‘五供’自要参加。大鸿胪属下治礼郎，已来府中传授刘备必要的祭祀礼仪。好在类似这样的大祭，参与人数众多。只需随大流，便可过关。刘备自幼家教甚严，亦不曾短了礼节。
府中只有七婢、两位义弟，三位家臣，及百余护卫。主簿贾诩甚是空闲。多在中庭三层书房，为刘备整理平羌手札。
段太尉的平羌手札，总结起来四个字：恩威并济。
对内附的羌人，安抚善待。对反叛的羌人，尽数诛灭。
刘备粗略统计了下，自桓帝延熹二年，继任护羌校尉，到再任破羌将军的几年间。死于他刀下的羌人，竟达十万之数！甚至有四千人叛变而诛杀三千人的纪录。理由诸如：羌人“诛之不尽”、“上天震怒，假手行诛”等等。
这与刘备只诛首恶，善待从众的观点相悖。
但刘备也能理解。
时下汉庭不比先前。国力已无法承受羌人野火燎原般，不断涌现的反叛浪潮。许多地区，同一部族，今日平又明日反。反反复复，朝廷无论是安抚还是讨伐，皆要耗费大量资源。
正如《后汉书·西羌传》所录。安帝永初元年羌乱初起的十多年间，共耗费军资二百四十亿。顺帝永和后数年间，为八十余亿。桓帝建和后十多年间，计四十四亿。
单此三笔军费支出，远超汉庭每年例行赏赐南匈奴的一亿九千余万。以及维持西域稳定延续丝绸商道的七千四百万。
羌乱蜂起的一百五十余年间，三辅地区战死沙场的青壮，死于战乱的饥民，已无可计数。何止民生凋敝，根本就是赤野千里。
光武帝建武九年，狄道复置护羌校尉，名将马援随之平定羌乱。此后凡投降内附汉庭者，皆被安置在天水、陇西、扶风三郡。称东羌。
汉人数量骤减。而羌人种辈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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