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日尧明在杯酒释兵权时，盗窃了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1954年发表的《动机与人格》一书中提出的需求层次论。马斯洛曾经得到过这样的评价：“正是由于他的理论，做人才被看成是一件富有希望的美好的事情。在这个纷乱动荡的世界里，他看到了光明与前途，他把这一切与我们一起分享。”
尧明心中清楚，他并不需要提那五个层次的需求，一样能靠局势的压力，逼迫阎锡山放弃兵权和治权。无论如何，阎锡山是不会甘心中国人的产业，落到日本人手中的。他虽然与日本人一直保持联络，只是为预防万一，并不算汉奸。阎锡山这种人，行棋步步谨慎，推崇“狡兔三窟”之策。
酒席后，尧明、蒋介石、傅作义、宋美龄等人到机场为周恩来送行。蒋介石还在回忆酒席上的那番交锋。他不由得问道：“当今中国之军阀，虽然实力雄厚并能问鼎中原者已均被打败，但雄踞一省者依然众多。如东北奉系有张学良，广西桂系有李宗仁、白崇禧，广东粤系有陈济棠，湖南湘系有何建，云南滇系有龙云，川康系有刘湘，山东鲁系有韩复渠，新疆有盛世才，西北的甘宁青系有马氏三军等等。阎锡山应该算是所有军阀中，做得最好的，为何尧先生先要选他下手呢？”
尧明道：“中国军阀林立，空有数百万兵力，面临大敌的时候，却豪无凝聚之力。人人畏首畏尾，个个保存实力。战场友军不能相助。背后插刀、落井下石，临阵逃脱、变节者，比比皆是。不守军纪，扰民、害民者，更多如牛毛。这等军队，非大力整治不可。若整治之时，从做得最差的开刀，一来军阀们都有相互托付之处，总能东山再起。二来旷日长久，不能动军阀势力之根本。这种情形下，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再加上山西本身的重要性，自然要先从阎锡山开刀了。”
“真正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是法制代替人制。阎锡山在中原大战中失利后，东山再起，表面看起来是你的宽宏。但他却没有什么进步，依然搞地方主义，想当军阀。蒋公你也曾下野过，上台后，依然搞权术政治。这样的用人方式，就不再是宽宏了，而是没有原则，是苟且，是恶性循环。”，尧明坦率地说道。
“中国人常常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其实这句话有问题。以前的经验教训，的确可以用来启发后人。但后来者，因为人性的弱点，一样会继续犯同样的错误。我们必须做的是，前事之失，后事之法。不断将经验教训总结成相关的法律，才能以法律的方式，杜绝后患。比方说，若中原大战之后，以发动内战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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